当地时间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会谈是自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上任后中美双方的第一次外交会晤。虽然阿拉斯加距离中美距离相当，寓意着此次会谈双方应该秉持互相尊重且务实的外交态度“相向而行”。但就在会谈前夕，华盛顿因香港选举制度改革问题，对包括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内的中国内地和香港的24名官员进行制裁，使得双方在会谈开场就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独立报》、《卫报》、《泰晤士报》等英国各大媒体甚至使用了“公开对撞”、“互相斥责”、“互呛”等字眼对会谈进行了报道。

中美双方代表在会谈首日的公开强硬表态是两国发展轨迹冲突的必然结果，正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冲突论》中所论述的那样，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还有文明、历史等诸多复杂的原因。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崛起国与守成国一定要陷入恶性循环的斗争中。

回顾拜登上任后近两个月的对华战略，无论是从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提名听证会上认同特朗普（Donald Trump）对华政策的表态，还是拜登的首次国务院外交政策讲话中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竞争对手”，抑或是布林肯首次出访日韩时强调“有必要采取行动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自信”，无一不证实着此届美国政府正在部分继承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华盛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刻意营造对华强硬氛围的趋势，进而反过来限制了重新制定具有建设性中国战略的思路。

迄今为止，所有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重大中美双边问题如对台军售、贸易关税、华为被禁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对此，美联社分析华盛顿是在等待五角大楼应拜登要求而进行的“美国对华国家安全政策全面评估”的最终报告结果，并很可能以此为依据进行对北京的政策调整。

但是在等待的同时，中美关系仍然前景不明，因此美方邀请中方进行阿拉斯加会谈是向中方伸出建立信任之橄榄枝的举动。阿拉斯加会谈的目的本就是拜登政府主导的一场尽量寻找双方共识的理性举措，也为中美双方表达各自众所周知的立场提供了绝佳机会。可以说会谈的设想还是非常具有正面建设性意义的，也证明拜登政府是准备和中国认真沟通的，同时竞争也还要继续，并且会回归民主党最擅长的遏制手段：与盟友形成统一对华意识形态阵线。

只不过美方为了刻意向美国选民塑造“对华强硬”人设，而在会谈前夕“用力过猛”，再次因香港问题新增了对中国内地和香港24名官员的制裁，并在布林肯出访日韩时频频针对中国发难。华盛顿此举除了激怒中国和塑造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人设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制裁举措最终导致双方在公开致辞中陷入互相指责的氛围，连会谈最基本的预期都没能很好完成。

虽然双方在闭门会谈中的结果和共识尚不可而知，但是公开给媒体的强硬表态仍令人感到惋惜。因为中美关系的好坏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比其他很多双边关系都大，可以说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如今面临的全球挑战的成败，如：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

而阻挡中美双方在多领域合作的障碍则是两国间的战略不信任，两个拥有着截然不同历史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因为缺少共同的敌人，自然会在这个以主权国家安全与利益为主的国际体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紧张关系。但消除分歧的方法有很多，大多可以通过外交途径闭门解决，而不是困在“对华强硬”的人设中，煽动两国间的敌对情绪对美国的发展没有任何积极影响。

拜登的中国战略应该基于“理性竞争中求合作”的前提，寻求构建全新的中美合作战略框架，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挑战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底线来凸显战略存在感。事实上，美国也一直朝着“竞争中求合作”的方向与中国展开接触，只是在实际操作中屡屡因为寻求无意义的“对华强硬”，而再次复杂化了双方寻求共识的可能性。

尽管中美双方对阿拉斯加会谈都保持着“会前不乐观，会后不悲观”的态度，但阿拉斯加会晤的意义仍然不能被低估，即便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就像35年前的美苏冰岛会晤一样，虽然当时里根（Ronald Reagan）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不欢而散，但是两国保持了近3年的对话机制，使两国关系开始从对抗走向接触。

愿意开始对话，就是扭转对抗局面的一个良好开端。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相互尊重、坦诚相待，以充满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的外交性语言“建设性的方式”其实是在暗示美方停止在中国内政领域指手画脚。拜登有很多方法可以向中国展示其“建设性”的诚意，比如扭转特朗普时期终止学术交流、关闭领事馆等极端做法。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送给拜登的“顺水人情”，可供拜登向中国展示诚意的时候使用，关键是看拜登是否真的愿意并且能够挣脱“对华强硬”的束缚，从实际出发，与中国进行理性的竞争与务实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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